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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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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中国国家画院与“一带一路”美术创作工程 王鲁湘:中国国家画院与“一带一路”美术创作工程

来源:中国国家画院 文:王鲁湘发布时间:2018-10-30

杨晓阳院长执掌中国国家画院以后,国家画院在规模、结构、建制、功能、定位、形象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可以同中国古代艺术繁盛时期的皇家画院相媲美,同时也与中国当代国力相符的国家级画院已初步建成。

没有国家的支持,这样快速的发展扩张是不可能的。国家在画院的编制、构成上的支持,在画院基础建设上的支持,固然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国家在重大题材上,选择中国国家画院作为美术工程的执行方,予以财政上的巨大支持,同样凸显了中国国家画院在美术界的重要地位。

“一带一路”国家美术创作工程,就是近年来,中国国家画院承担的几个重大的国家级美术工程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独立策划、独立实施、独立完成的一个国家级美术工程。

当然,机遇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2010年,我调入中国国家画院。而此时新的院领导班子正在酝酿一个宏大的美术创作计划。这个创作计划准备举全院之力,动员全院在编和外聘的研究员,用数年时间,围绕“长江”“黄河”“长城”“丝绸之路”几个大题材,集中创作一批作品,以体现国家画院的创作实力,并为国家的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里要叉开说几句。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对中国画和从事中国画创作的老画家,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极左的做法。在美术院校的中国画教师改行教别的课,在社会上的自由职业国画家,则因为书画市场的取缔而纷纷陷入失业的困境,甚者几至无米下炊。

这一情况因为1953年斯大林的突然去世而有改变。

斯大林的去世使毛泽东认为中共可以担当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中国应该在各个方面有更大的独立自主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也使中共领导层警觉,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对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苏共和斯大林犯了很多错误,中共在这些方面,理应比苏共做得更好,更开明。

这样,从1954年起,国内对待传统文化(包括中国画)的态度悄然松动。在中央美院,成立了由张仃任组长的中国画革新领导小组。1954年3月,张仃、李可染、罗铭的水墨江南写生成行,并于当年秋天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汇报展,大获好评。

1955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总方针,文艺界人士备受鼓舞。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主持下,北京美术界开始酝酿成立“北京中国民族画院”。事情缘起陈半丁等四位国画老画师同周总理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他们向总理抱怨解放后受到的不公待遇及生活上的困境。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指示文化部召集会议。据胡蛮日记记载:

“11月8日。晚上,到文化部开会,七时开始,钱俊瑞同志宣布今天北京中国民族画院筹委会成立。先聚餐。饭后,由文化部教育司李司长(长路同志)宣布开会,首先由钱部长讲话,说明中央对国画和遗产是重视的。过去文化部对美术领导重视不够,对中国画遗产重视不够,今后将在画院发展创作(各种风格)、研究(研究画论可与画家合作)和教育工作。筹委会委员为叶恭绰(主任)、崔子范(副主任兼秘书长)。委员为于非闇、陈半丁、叶浅予、徐燕荪、王雪涛、启功、陈缘督、秦仲文、胡佩衡、朱丹、蔡若虹、张仃、陈叔亮和我等。筹备处地点在雨儿胡同十六号(齐白石先生已搬出)。后,由叶(浅予)、于(非闇)、陈(半丁)和张(仃)等谈了一些意见。十一时散。”

胡蛮这则日记很重要,传递出这样的信息:

文化部领导挨了中央的批评,并就对中国画遗产重视不够、领导不力对在座的画家们作出检讨;同时贯彻中央精神,立即成立“中国民族画院”,这是新中国第一所中央级民族绘画艺术机构;这个机构的功能定位为三大块:一、各种风格在内的创作;二、以中国古代画论为对象的研究;三、教育。会上还成立了筹委会领导班子,筹备处设在齐白石故居。

筹委会由社会上有名望的中国画老画师和美院教授组成,其中有包括张仃、蔡若虹、朱丹、胡蛮这样的党员画家。筹委会的实际领导机构是筹委会党组会,由筹委会中的党员画家组成。接下来许多重大事项的决定,也是由党组会开会决定,再上报文化部并通报筹委会。比如1957年1月4日下午,就在文化部召开了画院筹委会党组会,讨论两件大事:一、讨论院长、副院长人选;二、对国画作品出路价格问题,提出由中央统一解决。

后来,画院正式成立时,党组会的几个成员都没有进入领导班子。

我曾询问过张仃先生,为何当时没有去画院?他的回答很干脆:“那儿是个团结老画师的统战机构。确实找我谈过话,想安排我去负责,还让我到统战部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不去,我要搞中国画革新,在中央美院呆着很好。”

重提这段往事,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对当年成立画院的历史语境已经不知道了。

我个人理解,60年前成立“北京中国民族画院”,初衷有六:

一、表达新政权对包括国画在内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立场;

二、解决由于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大变动所导致的的国画作品的出路和国画家的就业问题;

三、将社会上闲散的老画师组织起来,开展国画的创作,研究和教育工作,使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也有利于老画师们的思想改造工作;

四、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新形势、新领域的贯彻和落实;

五、是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总方针的具体实施,体现了中共对民族文化的新认识,也表达了中共执政七年后的某种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

六、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书写新的篇章,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赢得广泛尊重,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涂上更浓重的自我色彩。

如何解决好产生于“封建主义社会”的传统国画以及国画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出路和改造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小问题,但如果放到如何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处理不好甚至处理错误的老大难问题,而“北京中国民族画院”的筹备和成立,好像就是为了回应了这个问题。只是,参与其事的老画家们,包括张仃这样的党员画家,却并不知道和深刻理解这件事情背后的宏大历史语境。在张仃看来,这不过是党的又一次针对老国画师的统战;而对陈半丁、胡佩衡、徐燕荪、于非闇等老画师来说,这是中共对他们施的一次“仁政”,应该感激涕零。确实,在接下来的国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工作中,老画师们表现得尤其卖力。北京画院藏有大批老画师们创作于大跃进年代的作品,青山绿水中到处都是建设工地,红旗飘飘,浓烟滚滚,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北京中国民族画院成立之初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级的画院,而且是一个国家级的国画院。按照民族文化优先的原则,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后来,为了平衡各种关系,北京中国民族画院去掉了中间的“中国民族”四个字,变成了一个包含国油版雕多画种的综合性画院,“民族”二字的特定内涵稀释并消解了。接着,“中国”二字去掉,在行政上降格成了与上海、江苏、广东几家画院同级的由省市管理的事业单位。它成立时候的宏大历史语境消解了,雄心勃勃的文化和政治抱负消解了,进入了一种庸常的状态,是各省市最无足轻重的文化事业单位。它既不能像美院那样教书育人,也不能像美协那样组织美术活动,甚至都不能像群艺馆那样搞美术普及。它的专业编制很少,人员有限,基本上搞不出有声有色的东西,画院的专业画家,也都各自为政,创作力强的,自己在社会上成名,创作力弱的,自生自灭。这种状态从计划经济延伸至市场经济,更加被放大了,以至于引来社会的种种非议,使人怀疑体制性的画院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好了,回到刚开始的话题。

中国国家画院新领导班子决定要改变社会上对体制性画院的看法,宣示国家画院存在的必要性。他们要做几件在过去没有中国国家画院时做不了的事。恰好这个时候,我调到了国家画院。其实照过去的惯例,我也没有什么硬性的任务,我只要在美术理论与批评中表现出我的存在就行了。但这一次不行,院领导要求我看看他们的计划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看完以后我很惊讶,因为这同我10年前在中央电视台搞的一个大策划不谋而合,而且惊人相似!10年前,准确地说是1999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策划了一个名为《祖国》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分为《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中国海》等八个系列,调集全国的纪录片精兵强将,组成豪华的创作阵营,用六年时间完成,两年一个阶段,将八个系列分成四个对子,《长江》对《黄河》,《长城》对《大运河》,《丝绸之路》对《中国海》。这个浩大的电视工程是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次,以前其实都分别做过,但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涵盖和笼罩“祖国”的意象,还是第一次。台领导为这个策划所感动,很快批复,庞大的摄制组兵分两路,结果不幸的是,拍摄《黄河》的摄像师在兰州空拍黄河铁桥时,从动力伞上摔下来,机毁人亡,造成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整个项目下马,只有《中国海》改头换面以另外的形式单独完成。

我对院领导说,何不让我把10年前的策划捡回来,加以充实完善,变成国家画院的美术工程?

院领导们研究后答复我,就这样,整个美术工程就叫《祖国》。

于是,我进入中国国家画院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撰写了《祖国》美术工程的文字策划书。一共写了数十万字,后经院里组织人手进行修改、补充、调整,并经全院反复讨论,再请包括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审查论证,报文化部批准,成为中国国家画院一项持续数年的国家级美术工程。

巧的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适时提出,各部门都要配合这个国家战略拿出自己的工作方案。院领导班子商议后决定,暂缓《祖国》美术工程的原定实施方案,将原方案中的《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或《中国海》)合并为“一带一路”国家美术工程,报请文化部批准,由中国国家画院组织实施。因为“一带一路”包括了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原方案中缺失的国外部分另外组织人力进行方案撰写,这就使得“一带一路”国家美术工程的方案与此前的《祖国》方案有较大出入,显然,《祖国》方案能否容纳“一带一路”,现在看来是个问题。

但是不要紧,整件事情的缘起、进行,突然之间的大变化,大调整,恰恰体现出国家画院的定位和性质。国家画院就是要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当没有这样明确的国家战略时,国家画院为国家形象服务,为国家文化建设服务,为国家的国际文化交流服务,这都是它的定位和功能。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十分明确的国家战略,使得国家画院为国家服务有一个可以聚焦的目标,这就应该成为国家画院数年内的中心工作。

好在国家画院已有准备,所以能够赶在文化口所有行业和部门之前,拿出完整的策划方案。这不只是巧合,或者说对上级意图的下赌,而是新的国家画院领导班子从国家立场出发思考自身定位,而出现的与国家需求和利益高度谐振的必然结果。

“一带一路”国家美术工程的实施使得国家画院在数年内的工作都有了主心骨,有了抓手,可以得到国家层面的强力支持,可以调动广泛的社会资源,可以使全院近300位艺术家精神亢奋地为国家战略服务,这在中国国家画院(包括其前身中国画研究院)的历史上,是未曾出现过的气象。

中国国家画院的艺术家们,已组成若干个小分队,分别从历史上的几条“丝绸之路”探访了沿路的历史、风俗、山川和当下的经济、社会状况。还举办了采风汇报展。

在看过采风汇报展后,我有这样一些思考,提出来以供大家商榷,并供艺术家们在下面的创作阶段参考。

一、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包括“草原茶叶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首先是一条贸易商道,商人是主角,但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商人只有一个马可·波罗。我们如何在创作中表现商人的形象?我们很容易也很习惯表现张骞、法显、玄奘、鉴真、郑和,但还不习惯把商人当成文化和历史英雄来表现。

二、我们很容易表现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人物,往往会轻视甚至忽略其它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人物。举例来说,佛教早期传入中国时那些著名的印度僧人,明末清初那些活跃于中国宫廷和上层士大夫圈子里的耶稣会教士。这些人都是文化使者,文明的传播者,很多就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必须有人表现他们。

三、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一个商贸网,更重要的,是它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互鉴互学,所以她还是一个文化大循环的信息网。从大的方面来说,通过丝绸之路,域外向中国输送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拜火教,重构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向中国输送了科学、民主、人权、法治,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向中国输送了因果、报应、轮回、天堂、地狱、原罪等等观念,改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也向中国输送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这些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文化。而中国呢?也通过丝绸之路,向域外输送了儒家、道家和孙子兵法,输送了理学和心学,输送了中国化了的汉传佛教,输送了“四大发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摧毁欧洲中世纪的堡垒,对于文艺复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还向欧洲输送了文官制度,助推了欧洲理性主义的思潮,启发了欧洲的启蒙思想。

四、从生活物质和生活形态来说,丝绸之路给东方和西方所带来的改变更是深入到当下许多的生活细节,以至于变成了“百姓日用而不知”。通过丝绸之路,域外向中国输入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品种,如小麦、葡萄、番茄、红薯、辣椒、烟叶、玉米、土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食品结构,也使得中国人口数量得以在16世纪以后突破上亿规模,在18世纪突破四亿规模。而中国向域外输出的丝绸、茶叶、瓷器,也改变了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洲人的生活形态。丝绸使古罗马和欧洲的贵族与上流社会变得仪态高雅,服饰华丽,家居舒适;茶叶提供了休闲的健康饮品,不仅涵养了欧洲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家庭午后茶点和雅兴,也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健康状态;瓷器更是带来了欧洲的饮食革命,改观了他们的饮食文化,提升了他们的餐桌礼仪,增进了他们的健康,还促进了宫廷巴洛克艺术风格的趣味。

五、我强烈建议艺术家们在考察中关注一下中国外销瓷。什么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历史标签是什么?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必有中国外销瓷的痕迹,或在一千年前,或在四百年前,祖先就把中国外销瓷带到了这些地方,给中国文化的影响画了一个圈。到了18世纪,中国外销瓷器营销世界各地数量之巨,遍布之广,已足以证明,一种世界级、永续性的文化接触已然形成,甚至可以说,所谓真正的“全球性文化”首次登场了。中国瓷器充当了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全球化商品的角色。深入地了解中国外销瓷,就能穿透“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历史纵深,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美术工程的文化意义,可能加深认识。肯定地说,世界上可能找不出哪样东西,能够像中国外销瓷一样,成为多民族、多宗教、多习俗、多文化共同参与创造的载体。只有纵贯12个世纪、横跨欧亚非美四大洲,梯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万国千邦的中国外销瓷,可以雄辩地证明习近平主席对丝路文明的高度概括,印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编辑: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