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龙颜》和《爨宝子》 （以下简称“二爨”）的隶书特征比较突出，横画方厚平直、波磔方峻斩截等这些浅显的方折形貌和波磔形态往往被视为爨碑的核心特征，以致对“二爨”隶意和方笔的理解走向美术化、装饰化的歧途，离“二爨”的精神实质愈行愈远。爨碑的方笔隶意是由圆笔来支撑的，尽管起收、转折等部位是方切斩截的形态，但线条的中段完全是圆厚饱满的质感，这是写爨碑所常忽略的地方，在方笔隶书中求隶法，以致出现侧锋平刷、轻薄浅浮、方棱刺眼等问题，古意尽失。“二爨”的隶书特征，不是字体演变过程中自然变化的结果，而是作为铭石书为求方整庄重，遵循汉代以来用古体写碑的传统向隶书复古的“方笔隶书”。对于爨碑隶意的理解应该从其本源——汉隶中去追寻。康有为就指明：“欲求模范，仍当自汉分中求之。如《正直残碑》‘为’字、‘窍’字、‘辞’字，真《爨龙颜碑》之祖，可永为楷则者也。”康有为以“为”、“窍”、“辞”三字为例指明《正直残碑》为《爨龙颜》之祖，认为若要求得楷法模范，还需要从汉隶中寻取。
梅跃辉 刘长卿《上巳日越中与鲍侍郎泛舟耶溪》 书法 138cm×69cm 2023年
关于汉隶笔法，我们可以借鉴清人的经验。唐代以后，隶书受楷法的影响日渐式微，直至清初仍然没有找到汉隶笔法的真谛，由于很多汉碑在清代才出土，受眼界的局限，不知汉隶原貌，多以主观猜测，擅自增减笔画，喜用冷僻字和别体字，常常夹杂楷法。在金石学风气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加入到搜访碑碣的潮流当中，摩挲汉碑日多，对汉隶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郑簠直接取法汉碑获取古意的实践，为唐代以来的隶书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由是“汉隶之学复兴”，逐渐形成崇法汉碑的风气。唐隶与汉隶的本质区别在于“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篆法才是汉隶的本质所在，隶书是在篆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隶变早期只是形态变圆为方，点画用笔与篆书并无二致，隶书的笔法之源正在篆法。
梅跃辉 高适《送杨山人归嵩阳》 书法 228cm×109cm 2023年
篆法的典型特征就是圆笔，点画起收圆，笔势也圆。基于清人“汉人以篆法作隶”的经验和认知，可以圆笔篆意破解“二爨”的方笔和隶意误读的问题，人们对于“二爨”方笔的误读多是出于对方笔和隶意的认知不清而被其方折的外在形貌迷惑所致，这些问题都可以用篆法的圆笔来化解，即以圆化方。前人已有不少以篆法圆笔写二爨的探索，王蘧常自言：“我从沈先生学碑，除写《爨龙颜》之外，因《爨龙颜》和《爨宝子》齐名，故又仿习《爨宝子》。一次被沈先生看见了，笑说：‘《宝子》高古不易学，你竟敢学吗？’后来他特地当面照写了一段《爨宝子》为我示范，并指点字中结构之意。为了能使字势刚柔兼备，沈先生又要我改学《郑文公》取圆，再改《张猛龙》《龙门造像》取方，曾三经反复，笔势稍充。”沈曾植认为《爨宝子》不易学，原因可能与其方笔多有关，《爨宝子》笔画方直、波磔斩截，容易把临习者引向方硬而圭角毕露，为使王遽常达到刚柔兼备的用笔，教导王遽常先从《郑文公》学圆笔，然后再学方。据启功先生记述：“曾见当年所临《张迁碑》、“二爨”诸碑，不作圭角怒张之态，而笔力圆融，中涵古朴之致，虽至晚年，弥臻醇厚。”郑诵先临“二爨”就回避了方笔的圭角方刻，以圆笔表现笔力中含的古质，显得浑朴醇厚。经亨颐也是以篆书的圆笔来写《爨宝子》的，也不作圭角怒张之态，所以他写的《爨宝子》浑朴古厚。以圆化方实是由汉代人以篆法作隶书的经验转化过来，是增强作品古意、解决“二爨”方笔问题的一剂良药。■
梅跃辉，艺术学博士、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艺术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有《“篆隶为本”书法观研究》《宋代地券书法·卷二》《中国书法格物（下）》及教师教学用书、《陶然方外——梅跃辉书法作品集》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编辑 | 齐丽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