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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平:略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追求的民族史诗性 王 平:略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追求的民族史诗性

来源:发布时间:2013-09-01

为期5年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09年底终于掀开了面纱,工程通过作品巡回展的形式向全国观众展示了此次工程的创作成果。后来的学术研讨会上,大家对工程的意义、创作上的得失等又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其中大家对历史画创作中涉及到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比较多的发言。事实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这个命题不是新命题,它是我们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经常要思考的命题。近年来,《雍正王朝》、《长征》、《井冈山》等历史剧的每一热播,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争论。此次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由于邀请了历史学家等相关专家选题和在评审中把关,使得画家们在创作时有机地把握了历史,在历史画创作这个命题上,思想达到了一定的思考深度,取得了新时代的新突破。因此,总结和探讨此次工程的经验,对将来的历史画创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时,就明确了工程要集中完成一批表现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和革命、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的,具有民族史诗性质的,能够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美术作品。

中共党史专家陈晋曾就取材历史题材的纪实作品按照“从内在的精神气质上,从处理原生素材的方式和自由度上”这个原则划分为“记录作品”、“写实作品”和“演义作品”三类。按照这个划分原则,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大致有史传性、史诗性、演义性、戏说性这样四种类型。具体而言,对于历史的态度,史传性作品,是以史家的态度而不是艺术家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史诗性作品,兼具史家与艺术家两种态度;演义性作品主要是以艺术家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戏说性作品纯粹是是艺术家的态度。从处理历史史料来说,史传性作品要求事实有出处,作品的魅力来自于历史本身,这类作品因为作者个人史学观以及治学水平的因素,处理史料时的选择和整合上有水平高低,但不会就历史史实作想象和发挥,例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以及中央电视台播放过的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就是这类作品。史诗性作品在重大历史史实和关键人物上不能增减,更不能臆造,但在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等方面可以合理想象,进行艺术性发挥,例如历史影视剧《长征》中体现出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是史诗性作品一般遵循的原则。演义性作品虽然关键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上确实有,但作者完全是以作品艺术发挥的需要来处理这些资料,例如,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就是以三国时代的历史为基础创作的章回体小说,主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可以从历史著作《三国志》找到根据,但小说也充分调动了文学语言,对历史多有虚构,创造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真实,成为中华文化中的经典。中国人爱看《三国演义》,并从《三国演义》中读出“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但并没因此把《三国演义》当历史书来看,也没有否定《三国志》的存在价值。至于戏说性作品,对历史史实完全不顾历史本来面目,而是随意应用,甚至是捕风捉影,像影视剧中不少清宫剧,例如《还珠格格》等就是这类作品。

由于民族史诗性是此次美术创作工程追求的艺术品格,这就明确指出,参加此次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的艺术家的作品表达的不能是纯粹个人的东西,而是通过艺术家的个人理解,将国家的一种意志融化在作品中,并最终通过作品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艺术家在作品中将国家的意志、民族意志与个人认识对接,并将国家意志、民族意志与个人意志有机结合起来,在作品中体现出史诗性的艺术品格,这才是这个工程所需要的作品。

1840年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内容很丰富,同时,距离我们并不遥远,那怎样才算是重大历史题材?作为艺术家,又应该如何来把握这段历史,并创作出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呢?

1、民族史诗性品格的选择标准

怎样才算是重大历史题材?无疑应该是具备以下一些条件:首先,应该是诸多历史事件中的历史转折性事件,比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围绕着鸦片有过多次的争战,发生了很多事情,但1840的虎门销烟,是直接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并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这就成了历史转折性事件;又如长征开始后,单就会议而言,大大小小的会议很多,但遵义会议是个历史转折,因为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些历史转折性事件无疑是历史重大题材。当然,历史转折性事件也有着诸多场景和人物,艺术家需要结合历史和创作进行提炼和选择合适的场景和人物,不同的艺术家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例如,此次重大历史题材中选定的尼克松访华这个题材,尼克松访华,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大事,也是改变世界政治关系的大事,确实是重大历史题材,此次工程表现这个主题选择了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来进行创作,但也有人认为,周恩来在机场握住尼克松从太平洋彼岸伸来的手要比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更让世界震撼,也更具历史代表性。

其次,是在历史关键时刻出现的关键人物或群体。这些主导历史进程的人物可能是领袖,也可能是群众。一般看来,在历史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应该是领袖,事实上,在历史转折中,群众也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武昌起义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到现在还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但武昌起义的战士群体以自己的冲锋号奏响了历史走向新时代的号角;又如,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摁下的手印,在中国农村改革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可谓是决定中国农民命运的生死印。因此《生死印—1978安徽凤阳》这件作品将主题的提炼为“生死印”,在历史事件的记叙中,通过定格历史瞬间中,也深化了历史事件的内涵。

其三,主导这些重大历史进程背后的思想和智慧在未来也仍然是推动国家与民族进步的力量源,并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同时它对未来的作用往往是以预言式启示来体现的。例如,1998年的长江抗洪为什么成为重大历史题材?对于我们这个拥有长江、黄河的民族来说,抗洪是每年都要重复的,但1998年不同的,这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然而中国人靠着众志成城的精神保住了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没被洪水冲走,这种精神也极大地振奋和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与当时亚洲金融风暴中各国的精神面貌截然不同。“从历史上看,这样的经历是一种必然,从现实回顾过去,有一种预言式启示,揭示了历史和人类个性中的许多必然的道理。”这也是我们关注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如果不是因为对于意义的价值追寻,又怎么会有层出不穷的史学著作对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甚至是一个朝代作出不断翻新的评价呢。”(龚元)

2、实现民族史诗性的艺术品格的关键是创造艺术真实

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创作工程强调了作品的民族史诗性品格,因此,工程对历史画的“画”的一端给予特别的强调,甚至某种角度来说,它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艺术上,否则历史照片就可以充当记录的作用了。我们在讨论和观看此次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就默认了我们是在“审美”。黑格尔曾说:“历史剧要徘徊在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确实,一般艺术品,可以更多地关注艺术真实的问题,但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作品必须具有史诗性品格,必须从艺术与历史两个角度去判断其优劣以及成败得失,因此,此次创作工程的起点必须是尊重历史真实,但关键是创造艺术真实。对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而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历史真实在历史剧中属于第一个层级的真实,艺术真实在历史剧中属于第二个层级的真实,它已经融入了美学,达到了更概括、更典型的真实。因此,对于历史剧来说,艺术真实是最高的真实。”“艺术真实遵循历史现实发展的逻辑,因此,它反而更显得真实。”(李准)

既然历史真实是历史画创作中的第一个层级的真实,那就要求艺术家必须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但这种学习、研究,不是纯理论、纯历史学的研究,关键是把握历史精神。郭沫若说:“历史学家是发觉历史规律,而史剧作家是发展历史的规律。艺术真实必然包含着对历史的虚构成分。”例如,许江、孙景刚、崔晓冬、邬大勇合作的《残阳—1937.12.南京》,以往已经有很多艺术表现,而这几位艺术家们通过研究历史,反复讨论,选择了表现的是日本侵略者当年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坑杀”这一历史真实。“坑”上,日本侵略者的狞笑与疯狂肆射;“坑”下,是真人大小的死难同胞的躯体,以及在尸体中寻找妈妈的哭喊的婴儿与心有不甘的愤怒的青年。“坑”上日军的得意忘形与“坑”下的中国人民的悲痛凄怆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作者还着力在背景上进行了艺术刻画,占居画面的大片天空,硝烟弥漫,一轮惨淡的残阳血色无光。此画有题是《残阳—1937.12.南京》,“残阳”这个主题的提炼是这幅画契合历史精神的点睛之笔,残阳是作者根据历史史实进行的合理性虚构,但与屠杀这样惨无天日的事件有着隐喻的关系,同时,又何尝不是高举着太阳旗的日本侵略者的宿命呢?

3、以当代人的精神观照历史

对于艺术家来说,一切创作大抵是具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特点,就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历史学也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正如“任何一部历史剧都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对于以艺术作品回望历史的历史画来说,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当下及未来。此次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从全国挑选出这些优秀画家集中几年的时间创作这些作品,最后的落脚点,除了给国家典藏积累了一批作品之外,关键还要通过我们画家集体有历史深度的思考,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有一个补充,因此,每一个参与的艺术家应该对个人有一种突破,并有为奏响时代主旋律而画的创作感情。

具体到历史画创作本身而言,找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是一件历史画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如何找到这个结合点呢?历史剧创作中所提出的“时代精神是历史剧的灵魂”给我们有一定的启示,不少历史剧创作上的成功,来自以现代思维来感悟历史、透视历史,用现代思维去激活历史,使历史从沉睡中苏醒。

什么是以“现代思维去激活历史,使历史从沉睡中苏醒”,拂去时代、政治等因素所导致的遮蔽在历史真实上面的浮尘,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就是“使历史从沉睡中苏醒”。此次创作中的《1944中国远征军》描绘的是国民党政府派遣的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抗日的事件;又如,《血战台儿庄》描绘的是抗日战争中,李宗仁指挥国民党军取得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是表现国民党军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历史。这些历史体现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以及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由于时代与政治的局限,这些历史一度被屏蔽,但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及国共重起谈判这些积极的时代因素,我们的艺术家能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画笔来表现这些珍贵的历史,并能够做到拂去时代、政治等因素所导致的遮蔽在历史真实上面的浮尘,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而面对历史,怎样才能“以现代思维来感悟历史”,关键是把握时代精神。此次重大题材的一些作品例如《征服珠峰》、《大庆人》等作品,这些历史题材的选取相对于波澜壮阔的历史本身来说,可能只是海边的浪花,但这些历史题材具备的人文深度对现在及将来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例如《征服珠峰》的着眼点是挑战极限,追逐梦想的攀登精神,《大庆人》的着眼点是“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因为这些题材仍然具备唤醒大众忧患意识、激发大众思考力、形成民族向心力的品质,能给我们推动时代进步提供精神力量,因此,这些历史题材成为被艺术家着重表现的重大题材。这些作品通过巡展,会提供给观众更多的思考,会对观众有一些唤醒或者说有一些提升,对艺术家同行也有一种启发。

4、注意历史事件发生场景、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

对于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来说,在创作中通过定格审美的、真实的历史瞬间,塑造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历史事件发生必然而合理的逻辑需要,也是营造历史氛围的需要。像前面提到的《残阳—1937﹒12南京》,还有《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国诞生》、《热血一二·九运动》等作品都是用了大量的笔墨着力于场景的塑造。

根据此次活动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好多画家谈到了形象塑造的问题,对艺术家而言,他们希望借助这个工程,再一次深入探讨和推进现实主义艺术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但从展出的作品来看,缺憾不少。看得出来,往往画家在刻画领袖人物时,显得拘谨一些,而对人物形象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时候,画家创作的语言自由度就会大一点。从技术层面来看,可能还是存在邵大箴老师、许江老师所说的如何超越前辈的问题、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相衔接的问题,以及摒弃概念化的“文革”遗风问题,还涉及到“以神写形”还是“以形写神”的问题。

对于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来说,由于这段历史距离我们并不久远,而且有很多的影像资料,这就对我们塑造的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提出了更高要求,一定程度来说,表现对象的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象同样重要,例如在影视剧里,唐国强跟古月都演毛泽东,唐国强可能形象上没有古月那么像毛主席,但是不少观众还是很喜欢唐国强演的毛主席,他们二人的差别就是“神似”和“形似”的问题。对于艺术创作来说,首先是要抓住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气质来塑造人物,这是“以神写形”,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在形上接近对象的外形特征,“以形写神”这个手段也是相当必要的。无论是“以神写形”,还是“以形写神”,都要注意细节的刻画,尤其是关注人物情感的细节、人物行为的细节,这样作品才能与观众直接的体验与感受有互动,才能真正做到个性化和艺术化。此次展览的一些优秀作品,例如《聂耳》、《袁隆平》就是具备了这样的特点,还有,就是造型观念的突破还是给此次创作带来了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正如水天中老师所说:“近30年来,造型艺术观念和风格的演变给历史题材的绘画与雕塑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确实,在近年来历史画创作中,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形象的塑造有比较大的突破,与造型艺术观念等变化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例如,当前不少以领袖题材的作品,舍弃以往将领袖拔高甚至“高大全”式的处理方式,而关注领袖身上体现出来的普遍人性,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平民心态,这些角度不仅无损领袖,甚至更让人体会到领袖的博大情怀。例如《共和国的将帅们》、《宋庆龄》等作品将领袖平民化,这样的塑造方式,不仅没有贬低领袖,反而使塑造的艺术形象更具有情感的力量,作品也更能穿透人的心灵,给人以启发,为人所领悟。

最后要指出的是,这几年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是个创作高峰,为什么有这样的局面?从文化视角、历史视角来看,那是因为中华民族呼唤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寻求精神能源,这种精神能源到哪里去找?从历史当中找,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可见历史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不懂得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只有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精神营养的民族,才是明智的民族。时代需要我们的文艺创作提供民族史诗性这样的作品,因此,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的启动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就此次工程而言,艺术家在创作中是否做到了史家情怀、画家笔致的统一是此次工程成败的唯一衡量标准。这个标准要求艺术家要尊重历史,关键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必然和真实历史事件相符,同时又不照搬历史事实,积极发挥艺术家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艺术真实。因为,大众审美倾向于艺术化的历史,因此,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来源主要是史诗性的文艺作品和历史演义性的小说、戏剧、影视等,而不是历史著作,这就需要我们的艺术家除了有很好的艺术表现水平外,还要有历史责任感,不能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否定或歪曲历史,或者是假设历史,不能在创作中误导了观众的历史认识,相反,它应该有利于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以及形成人们认识历史的全面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