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对话 | 姚大伍：临摹——于传统沃土育未来之花
自幼学画，临摹这一环节让我深有感触。起初，我以为临摹仅是对单幅作品的效仿，核心在于通过笔墨技法与内心感悟，去贴合原作者的创作本意，这也是学画过程中必经的修行。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临摹远非表面看来那般简单，它的内涵远超初期对形式的模仿。我们会先从技法层面入手，细致揣摩并还原原作的笔触形态、运笔速度，乃至创作者在落笔时的整体状态——这些都是临摹中需要精准把握的要素。而更深层来看，临摹实则是借前人的作品，让自己沉浸式地进入彼时的创作场景，在技法与心境的双重贴近中，完成与前辈创作者的跨时空对话。
临摹需艺术家毕生反复践行
幼时我家住在前门附近，与故宫相距甚近。每到秋天，老先生们总说：“去故宫‘洗洗眼睛’。”稍长，我几乎将所有闲暇都投入了故宫：起初是反复观看画作默记于心，归来后凭记忆摹写；后来索性带着画具走进故宫，那时故宫的绘画馆游人稀少，环境格外清静，常常能对着古画临摹一整天。正因面对的是原作，笔触的走向、形态的细节、运笔时的轻重缓急都看得格外真切。我便在这样的对临中，一点点揣摩如何还原作者落笔时的状态与意趣，这是儿时学画最鲜活的体验。随着年岁渐长，我对临摹的理解也愈发深入：它早已不止于技法层面的复刻，更在于如何把自己带进去，体会创作者的意图。
后来，临摹渐渐演变成一种贴合自我需求的方式，即不必刻意追求与原作的完全一致，而是更专注于捕捉和传达内心想要表达的那种感觉。此时，临摹便有了自由的意味，而这种状态已与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关联——当创作者将自我融入其中，再结合写生所获得的对自然的认知，在之后的实践中便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也更加贴近创作的本质。
在我看来，临摹与写生皆有多重阶段，各阶段方法与侧重点各异。以写生为例，它并非一味精准复刻景物，而是随认知深化，逐步转向深层内涵探索，进而提炼专属艺术语言。临摹同理，经不断归纳提炼，形成个人艺术范式或风格，成为艺术家特质的体现。这种探索不止于学画初期，更需艺术家毕生反复践行。
传统滋养下的创作觉醒
我自幼学画，专攻大写意，对朱耷、徐渭的兴趣远超其他大师。随着年龄增长，涉猎渐广，我逐渐品出二人的性情差异。这与他们各自的生活境遇密不可分：人生起落间，朱耷的表达更为含蓄，徐渭则显示出直白奔放。朱耷用笔藏锋，即便追求方折构图，仍暗含克制；徐渭则毫无顾忌，坦荡外露。若共处一世，我愿与徐渭相交，对朱耷则会有种敬而远之的想法——他的深邃难测，远不及徐渭的直白可感。但朱耷对我的影响至深，尤其在笔墨的精妙上。他的构图与书法结字一脉相承，这点有口皆碑；他对水墨的理解与运用，通透淋漓，鲜有比肩。墨色的纯净，更是难以复刻。他笔下的物象，形态皆顺应内心审美，带有鲜明的主观塑造。这种借物抒情的方式，自明代便已盛行。沈周、唐寅等人的落花诗，或暗喻身世，或抒发愤懑；陈洪绶的变形风格，亦与时代风云相关。到了朱耷这里，这种特质更为突出——他画中的鸟虫生灵，皆以变形姿态彰显独特审美。
朱耷的“变形”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于我而言，更是化作艺术表达的种子。我后来画鸟或者表述“生命”时对形态的处理都竭力寻找符合此种审美的形态，这绝非模仿其变形样式，而是领悟到经主观提炼的生命形态，反而能更精准地传递其动态与本质。
我尤为敬佩朱耷的胆识。我曾见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的一幅巨幅作品《荷花图》，这幅画仅一片荷叶、一朵花苞，却从顶至底贯通画面，气势惊人。这幅画让我想起幼时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农村写生，偶遇荷塘放水，我第一次直面平日被深水托举的荷叶——荷梗高达三四米，那种“遮天蔽日”的震撼至今记忆清晰。亲历此景时，我从未想过能如此入画。但当朱耷以极简笔墨凝练的画面极具力量地呈现于眼前那一刻，我深受触动：原来艺术可以这般大胆，真实触动过的景象，即便突破常规，也能堂堂呈现，完全打破了我的固有认知。
【清】朱耷 《猫石图》（局部） 纸本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
如今创作，我总将生活感触、时代理解、当下审美与文化语境融入画面，正源于此。朱耷为我打开思路，即万物皆可入画。如我的作品《混淆的时间——痕迹》中绘有一张纯金唱片，这一意象源于20世纪70年代人类向太空发射的探测器NASA1号，这张金色的唱片搭载着地球文明的声音飞向太空，这些记忆和它播放的乐曲都被我纳入画中。画面中显得非常突出的鹳鸟，以“拟人化”的特征出现。这种“拟人化”，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希望今天的花鸟画作品跳出古意的框框。其实朱耷笔下的鸟亦饱含情感，所谓的“冷眼看世界”，或许正是他赋予生命更强烈的活力与情感的方式。
姚大伍 《混淆的时间——痕迹》 纸本水墨 200cm×200cm 2024年
写生与临摹是一体两面
而今，花鸟画面临困境，我们传承传统之余，更需探索贴合时代的新语言，照搬西方绝非良策。我们应在与世界同步、保持时代文化进程的同时，坚守自我特质，打破文化壁垒，以共通语言阐释理念。
当下美术教育若数十年沿用同一套内容，显然已经与时代脱节。
我带学生时常常要求基础扎实，除传统临摹课外，同时要求他们从当下充裕的艺术资料中探寻可融合的形式，鼓励他们接触未知领域，探索如何借用西方当代优秀作品表述形式，不拘泥于固有的中国画样式、不限于本土传统文化，拓宽创作道路。艺术本应丰富多元，要放眼看世界。临摹不仅是模仿样式，更要揣摩作者的用心与思路。
学画者皆知，写生与临摹是一体两面。临摹是向传统学习，写生是向自然取经，最终都要通向创作。带学生写生时，我总希望他们画出不一样的想法或不同的表现方式。写生应是创作的铺垫，需贯通临摹至创作的完整路径，方有意义。
对临摹的要求应因人而异：学中国画者可从传统入手，但过分强调“笔墨”却忽视其背后的表达，实则本末倒置。黄胄的画给了我很大启发：他不用传统的中锋用笔，却能画出马的筋骨、驴的憨态……那种似乎手拍上去能感到弹性的生命力，恰是对传统精神的继承，而非对技法的复刻。笔墨是手段，不是目的，重要的是通过笔墨传递出作者想表达的精神内核，即中国文化里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也是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
学好传统未必能成为画家，若皆循同一模式、缺乏创造，只会一代不如一代。艺术的核心是创造，临摹的关键在于揣摩作者心性与知识结构，规避弊端，将所学转化为个人风格。如我早年从朱耷作品中汲取灵感，在写生中探寻符合自身审美的形态，实则是学习其精神内核。我们通过临摹作品，并对某个细节深入剖析，或许能在后来创作中发挥巨大作用。我常提醒学生：要学“活”的传统。传统既是博物馆里的文物，也像是流动的河流，今天的中国画本就该是丰富的。中国画强调传统并无不妥，但绝非全部，还需明确所学的时代语境——传统从未孤立存在，始终在变革中生长。当下年轻人的很多艺术创作颇具新意，他们以新潮形式重构甚至颠覆传统，这种对传统的另类解读，展现出鲜活的创造力，实为可喜趋势。
临摹的要义，一在摹其形迹，二在悟其用心，后者虽难，却是关键。过分固守传统，只会让中国画陷入自困，因此我们需正视传统的“流动性”，在传承中求新。回望学画之路，从故宫临摹时的“亦步亦趋”，到写生时的“取舍自如”，再到创作时的“随心所欲”，最大的感悟是：临摹是起点，不是终点；传统是土壤，不是牢笼。艺术家最珍贵的是创造力，就如朱耷、徐渭等大家从未重复前人，而是为中国画开辟了新的可能。今天的我们站在传统与世界交汇的路口，更该有这份勇气。如此，才能让中国画在我们手中既带着民族的根，又向着未来生长，开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花。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学画人该肩负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所原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