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经典中的家国情怀——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邀请展系列（第五场）“向往经典——刘万鸣书画艺术展”学术讲座纪要
主讲人：刘万鸣（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主持人：王潇（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
时 间：2025年9月27日15：00—16：30
场 地：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一楼报告厅
王潇主持讲座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战略部署，陕西省美术博物馆策划推出“学术邀请展”系列品牌项目。该项目聚焦学术成就卓越、行业影响深远的艺术家，通过系统性个案研究，多维度呈现艺术家的创作历程、艺术成就及阶段性探索成果。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邀请展系列（第五场）“向往经典——刘万鸣书画艺术展”的参展艺术家刘万鸣，于9月27日在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一楼报告厅以“美术经典中的家国情怀”为主题举办了专题讲座。刘万鸣通过深入分析近代美术经典的创作内涵与艺术价值，并结合自身的书画艺术创作实践，重点探讨其在传统艺术语言继承与当代审美创新中的学术价值与时代启示。
刘万鸣作主题讲座
何谓经典？经典，往往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对人类有一定贡献、并获得广泛认可的作品。就美术创作而言，要求技法精湛与思想深度兼具、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只有具备这些品质，作品才能成为经典。如果思想深刻但技法不足，或技法精湛但思想浅薄，均难以成为经典。从这个角度来说，宏幅巨制、咫尺小幅皆可成为经典之作；反之，篇幅再大、投入再多，若缺乏深刻的思想与精湛的技法，亦难成为永恒之作。而经典，很大程度上与家国情怀紧密相关。
美术经典中的家国情怀，具体而言，体现为作品的格局。无论是美术创作，还是文学创作，家国情怀的融入，都能够提升作品的气象和格局。而作品的气象和格局，取决于创作者的思想深度与认识高度。或者说，取决于创作者是聚焦个人喜怒哀乐，还是聚焦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情感需求。显然，后者能够形成更大的格局与更高的境界，作品的精神含量与感染力也会随之提升，并能够引发更多共鸣。回顾近现代中国美术史可以发现，堪称大家的美术创作者，其经典作品均与国家民族息息相关，他们无一例外地自觉超越“小我”而形成精神大境界，作品若仅具有时效性与局限性而不具备普遍性与永恒性，也就难以成为经典。
事实上，美术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感动他人，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作品内涵的深浅、能量的大小，即创作者关注的是自我价值还是更宏大的群体价值。作品是立身之本，新时代的美术创作者尤其需要在思想、内容、形式上，时刻关注弘扬正向价值、抵制不良倾向，从而做到“守正创新”。“守正”意味着深入研究传统艺术的精髓，而非表面继承。唯有如此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才能从“高原”迈向“高峰”，不辜负时代和人民的期望。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每个时代艺术家的作品，都与其所处时代紧密相关。但经典作品能穿越时空，不受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限制，即便当下创作的作品，若具备经典特质，同样可以超越时空、成就永恒。经典的永恒性，取决于创作者人文关怀的深度与广度，希望当下的美术工作者，都能从自我小世界走向国家民族大世界、时刻关注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之作。
下面，结合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些具体作品，谈谈我对美术经典中家国情怀的理解与认识。
徐悲鸿 《九方皋》 中国画 1931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徐悲鸿于1931年创作的《九方皋》，距今已有94年，为何至今仍能触动人们的心灵并引发深层思考？因其是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能够给予当下的美术创作者以启示。
徐悲鸿擅长以中西融合的技法展开中国画创作，而此作能够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核。画中老者九方皋以伯乐之姿寻访良驹，黑马象征着亟待发掘的人才，20世纪30年代国家急需人才，这一画面深刻呼应了时代命题。这一命题在当下依然成立，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核心需求，而比需求更关键的，是发现人才的眼光与胸怀。这件作品对当代的启示正在于此，艺术家不仅要以笔墨记录时代，更要锤炼自身识才、辨才的能力，以无私之心推举真正优秀的人才。具体到艺术表现层面，画中九方皋沉稳自信的神态与黑马激动振奋的姿态（因其坚信九方皋能识才）形成深层互动，通过人物与动物的情绪共鸣，将人的精神品质与情感内涵融入笔墨，赋予动物拟人化的艺术表达，最终使整幅作品超越单纯的“识马”叙事，升华为对“识人”哲理的深刻诠释。
画作的形式处理同样精妙，黑马佩戴棕绳（其他马匹均未系缚）的这一细节，是徐悲鸿为表现烈性马匹不羁性格的刻意设计，黑马在画面中的醒目色调，使其成为视觉焦点，强烈的色彩对比深化了主题表达。画面中，一位姿态自傲、表情惊愕且服饰与动作透出轻慢态度的人物形象（并非反面角色）与九方皋形成鲜明对照，通过借鉴传统绘画“大树喻君子，杂草喻小人”的隐喻手法，进一步深化了作品“识才辨才”的思想内核。
经典的形成不仅需要有深刻的思想，也需要精湛技法的支撑。以徐悲鸿画马为例，其造型严谨，既吸收了西方绘画对体积、光影与解剖结构的理解，又保留了中国绘画的线性书写传统，马的鬃尾、蹄、腹及背部的线条都借用了书法的笔意，此为西方绘画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他对人物线条的勾勒亦非简单描摹，同样是以深厚的书法功底“写”出的，通过“以书入画”的技法融合，最终实现了思想深度与艺术表现的双重经典性。
这件作品扎根于时代土壤，聚焦20世纪30年代人才不被重视的现实，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揭露社会困境，同时又通过浪漫主义的蓬勃意象注入理想之光，由此引发观者对当下人才运用与发现的深层思考：能否如九方皋那样突破个人格局与境界的局限，以澄明之心识才？美术经典的价值正在于此，把思想深度与内容表达紧密结合，既精准回应特定时代的精神诉求，又以普世的人文关怀超越时代局限，最终成为映照永恒的人文镜鉴。
徐悲鸿 《会师东京》 中国画 1943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20世纪4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民族危亡、国家动荡的艰难时期，在此背景下，徐悲鸿创作了《会师东京》这幅作品。画中的狮子造型雄健、严谨，这既源于徐悲鸿留学期间受西方结构主义造型体系的影响，更根植于他“改造中国画”的宏大抱负。正因如此，今天回望新中国画的发展脉络，必须承认自徐悲鸿后中国画经历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于技法革新，更蕴含以艺术救国为己任的精神内核。
画中狮子的鬃毛细密蓬松，若无深厚的书法功底，恐难以表现其厚重感与节奏感，每一笔的虚实衔接、力量传递，均蕴含着草书的写意精神。背部与尾巴的线条，既符合西方素描对结构的理解，又保留了中国绘画以线造型的传统，如尾巴以中锋一笔拉出、后腿的一笔纵贯均是如此。这种融合西方科学造型与中国线性书写的创作方式，正是徐悲鸿的突破。
《会师东京》的艺术价值，需要从思想内涵与技法表现的双重维度进行解析。画中群狮的笔墨语言无可挑剔，造型精准、神态生动，值得深入探究的是其承载的深刻思想与时代使命。该作完成于1943年，徐悲鸿受友人对彼时国际形势分析的启发，计划通过绘画预判“日本必败”。作品以《会师东京》为名，以狮子象征中华民族，巧妙转换“睡狮”的西方视角隐喻，通过“群狮会师东京”的虚拟场景，传递出“日本必败”的坚定信念，这种极具张力的象征手法，极大鼓舞了当时全民抗战斗志，弘扬了不屈的民族精神。据文献记载，当时日本特务曾千方百计试图销毁这幅画作，后藏于山洞才得以保存。同时，此作也体现了郭沫若等友人的集体智慧，他们曾建议徐悲鸿在画面上增加象征生生不息的母狮与代表未来希望的幼狮，最终形成了公狮、母狮、幼狮共生的完整意象。
从艺术手法层面看，徐悲鸿融合西方绘画对结构、光影的科学理解与中国传统笔墨的写意精神，使狮子造型既严谨又凶猛，还兼具装饰性。这种中西融合的突破性探索，与作品“以艺术凝聚民族意志”的深刻思想形成互文，反映出作品既扎根时代土壤、回应抗战救国的现实需求，又升腾理想光芒、通过象征手法传递出必胜的信念。因此，《会师东京》的经典性不仅体现为战时鼓舞作用，更在于当下重读时仍能感受到的思想深度和永恒价值，最终成为思想性与技法性高度统一的典范之作。
徐悲鸿的另一幅作品《新生命活跃起来》，这幅作品虽以写实手法为基础，但是通过象征性语言注入浪漫主义内核，画中狮子脚下生风、似欲腾飞，这一动态意象生动体现出生命的迸发力与抗争精神。这种表现方式，揭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辩证统一，真正的艺术经典既能扎根现实土壤，以严谨写实的手法呈现时代困境与主体精神；又能升腾理想光芒，借象征手法传递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因此，对这类作品的风格界定，必须打破单一美学视角的局限，转而以复合性眼光审视其思想深度与艺术表现力的有机融合。
徐悲鸿 《逆风》 1936年 中国画 徐悲鸿纪念馆藏
再看徐悲鸿的另一幅代表作《逆风》。画中竹叶与麻雀在逆风中顽强挺立的意象，若脱离抗战时期的创作背景，则难以窥见其真正的精神能量。但是，当我们将这些倾斜的竹叶与逆风前行的麻雀置于时代坐标中观照时，它们便超越了自然物象的物理属性，被赋予了中华民族坚韧抗争的象征意义。竹叶的每一道倾斜之势，都是对压迫力量的无声抵抗，麻雀的每一次振翅前行，都是对逆境挑战的勇敢回应。至此，作品的主题完成了从“小我”情感到家国情怀的升华，其艺术能量也随之无限放大，最终通过“以小见大”的象征手法，成为承载时代精神、传递民族气节的经典之作。
徐悲鸿 《奔马》 中国画 1941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徐悲鸿的《奔马》亦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这件作品以托物言志之法，将马升华为“君子丈夫之气概”的精神象征。徐悲鸿笔下的马，并非拉车劳作的工具，而是凝聚着人格力量的艺术载体，因此有人曾说：“徐悲鸿画的马是大丈夫，是君子，不是劳作的动物。”这种气派、气概，正是“守正创新”中“正”的核心体现，是既扎根传统笔墨又注入鲜活气息的时代精神。
从艺术技法维度看，徐悲鸿笔下的马，造型精准、透视严谨、用笔刚劲，展现出前无古人的突破性。从创作立意维度看，他通过马的形象，传递出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忧愤之情，将个体情感升华为时代强音。这一艺术理念，可追溯至徐悲鸿早年的文化自觉实践，留学法国时，他用中国画语言创作狮子题材作品。彼时，欧洲纪念性场所常见西方雕刻家创作的雄狮，多呈卧姿、仰头等形态，彰显雄武之势，而徐悲鸿却以中国绘画方式刻画狮子，彰显出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与西方艺术对话的文化自信深刻提醒我们，唯有深入理解本民族艺术的精髓，方能真正建立起植根于传统的文化自信，而这正是《奔马》图等经典作品历久弥新的精神底色。
蒋兆和 《与阿Q像》 中国画 1938年 中国国家画院藏
蒋兆和的《与阿Q像》是经典之作。与《流民图》相比，这幅作品为单体肖像，虽然仅聚焦一人，但是以深刻的笔墨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而独树一帜，在同类作品中无出其右者。其经典性，首先源于蒋兆和深邃的思想境界。他在青年时代生活困苦、家世不幸，国破家亡的境况让他对社会与人性有了深刻洞察，更淬炼出纯粹的创作动机，这是一种非为谋利而是源自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的创作冲动。
蒋兆和曾多次尝试描绘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而未得其神，直至某日在北平街头偶遇一位到当铺典当衣物的男子，其饱经风霜的形象与神态瞬间触动了蒋兆和的艺术神经。他主动邀请对方至小酒馆对饮畅谈，敏锐捕捉对方谈及往昔时手部颤抖、青筋绷起的细微动态，最终将这些饱含时代印记的瞬间凝固为永恒。
从艺术技法看，画中人物的衣纹处理刚柔相济，既符合形体结构又传递动态，面部青筋以淡墨层层渲染，近观其质，朴实无华，远观其势，形神毕露。双手的表现，松紧适宜，但整体自然协调且符合人物身份与情感状态，更巧妙地融入传统山水画的笔法意蕴，增强了线条的表现力。这些技法上的突破，不仅展现了蒋兆和精湛的造型能力，更暗合传统笔墨的精髓。阿Q微微张开的嘴等细节，更是将人物欲言又止的复杂情感与心理，以及对命运的无奈、对自我的迷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对人物心灵的深刻表达，既是对抗战时期民族苦难与人性挣扎的精准记录，也通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家国情怀，从而超越时空成为永恒经典。
值得注意的是，蒋兆和与徐悲鸿创作路径、艺术风格相通，共同秉持“艺术为人生”的创作理念，以笔墨回应时代命题，共同构筑了中国画的精神高地。他们的经典之作，不仅是艺术技巧的巅峰呈现，更是以艺术凝聚民族精神、传递人文关怀的典范，在民族危亡时刻鼓舞斗志，在和平年代亦能引发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层思考，彰显出经典作品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胡一川 《开镣》 油画 1950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胡一川创作的油画作品《开镣》亦是经典之作。若以油画语言的纯粹性标准衡量，此作的技法或有欠缺，但其思想内容的深刻性与情境化表达却令人忘却技法的瑕疵。胡一川曾对国民党的监狱生活有切身体会，在监狱中，他曾组织绝食进行斗争，因此创作时情感充沛。徐悲鸿在病中看到此画后给予高度肯定，该画在国际巡展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观者首先被其内容与情感震撼，技法评判自然退居其次。这也就再次证明，经典之作需要思想与技法兼备，但真正能跨越时代的，是其承载的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
石鲁 《转战陕北》 中国画 195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石鲁的《转战陕北》，每次观后都会让人备受感动。画中用的朱砂，是石鲁当时在北京琉璃厂精心挑选的老货，色彩沉稳而厚重，毫无火气。构图以宏大、简约取胜，石鲁凭借大师级的概括能力，用寥寥数笔精准传达出核心信息，语言精练且开合有序。更难得的是，他将传统山水画中极少表现、难度高且易显单调的陕北黄土山，转化为“单纯而博大”的视觉语言。石鲁的艺术思维兼具革命性与开创性，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既未脱离传统也深入生活实践，其素描、写生、书法均有深厚功底。
该作运用高远法与平远法，主次分明，毛泽东的形象成为画中最显著的焦点，通过删减冗余元素强化了崇高感。曾有人提出“转战陕北应有大部队的出现”，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指出“千军万马藏在山沟里”，这更能体现当时的转战。最终画面通过“以藏为露”的巧妙处理，未直接画大部队却通过沟壑山梁暗示队伍的存在，提升了内涵深度，使这件美术作品成为“内涵性”的典范。
董希文 《开国大典》 油画 1952—1953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再如开创了油画民族化风格先河的董希文，他创作的《开国大典》，画中天空、白云与大面积红色融入了传统审美，创作时的大胆取舍堪称经典。画面右侧天安门城楼原结构设有大柱子，如实再现的话会影响画面开阔性、削弱毛泽东主席形象崇高感，经与建筑学家论证后决定去掉，最终呈现出了宏大的空间感。画面上，主席前方无遮挡，伟岸、崇高感得以强化。这幅作品经多次修改，最终成为经典，毛泽东主席观看后情不自禁地赞叹：“是大国，是中国！”他还称赞道：“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齐白石 《迎接中国人民第一个宪法》 中国画 1954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齐白石的作品《迎接中国人民第一个宪法》，以和平鸽衔“迎接中国人民第一个宪法”为画面核心，虽尺幅不大，却因主题表达精准而吸引观者驻足。这再次说明，艺术的魅力不在于篇幅大小，而取决于作品内容与国家、民族精神的关联度。
齐白石 《祖国颂》 中国画 1954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齐白石创作的《祖国颂》同样是经典之作。画面中，红日、仙鹤、苍松等吉祥元素的组合，展现了“经典当中的经典”之特质，并再一次启示当代美术创作者，只有深入思考艺术与生活、人民的关系，不断优化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境界，才能创作出真正具有思想深度与永恒价值的作品。
傅抱石、关山月 《江山如此多娇》 中国画 1959年 人民大会堂藏
《江山如此多娇》是傅抱石、关山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创作。我曾与关山月的女儿关怡有过多次交流，深入了解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关山月极为谦虚，常强调这件作品属于集体创作，因为周恩来、陈毅等均提出过指导意见。作品名称为《江山如此多娇》，如何表现“娇”字，对创作者提出了极高挑战。陈毅同志曾指出，画面重心必须落在“娇”字上，且不能局限于局部地域，要展现祖国大江南北的壮丽山河，体现新中国的全局气象。此作原画尺寸较小，后应周恩来总理要求扩大了画幅，创作过程中，又听从众人的建议加入象征光明与胜利的太阳。傅抱石作画时用长杆毛笔，以脸盆调墨调色，可见创作之艰辛。尽管关山月谦称这幅作品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但两位艺术家为此付出的努力是无可争议的。
真正的写生，应当像傅抱石、关山月，以及李可染、张仃、罗铭等艺术大家那样，通过游历四方，不断积累“眼见多识”的涵养，因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是艺术创作坚实的根基。对生活的锤炼能锻造意志，这对我们当下的创作与写生具有重要启示。
杨之光 《一辈子第一回》 中国画 1954年 中国美术馆藏
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这件作品，通过普通人物展现了个体与时代的共振。《一辈子第一回》中老太太满怀喜悦地手捧“选民证”，形象地体现了国家民主建设大事件。再如汤文选的《婆媳上冬学》反映当时扫盲运动与新风尚，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则通过拾穗农民传递粮食珍贵主题。这些作品都印证了，普通人能以典型化形象与典型性事件的结合承载时代精神，且经典性的内涵更强。
詹建俊 《狼牙山五壮士》 油画 195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靳尚谊 《送别》 油画 195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王式廓 《血衣》 油画 1973年 中国美术馆藏
老一辈艺术家为创作美术经典，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詹建俊为创作《狼牙山五壮士》，多次深入狼牙山，与当地群众深度交流，实地考察当地地形与人物特征。靳尚谊为画《送别》，沿长征相关路线实地采风，经历重重险境。赵望云重视写生，其作品线条灵动，这正是长期写生、观察的体现。王式廓创作《血衣》，曾深入各地收集素材，全身心投入生活。正因为如此，近现代美术史上涌现出大批美术经典之作。
王迎春、杨力舟 《太行铁壁》 中国画 1984年 中国美术馆藏
王盛烈 《八女投江》 中国画 1990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王盛烈的《八女投江》，虽然笔墨语言较为传统，但是画中人物的英勇不屈，令人动容。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铁壁》，将抽象笔墨与现实主义题材结合起来，突出山体雄伟。老一辈艺术家，他们重情感、朴实谦虚，这促使我们需要不断思考，不断提升主题绘画创作的质量，不断提升作品的深刻内涵。当代画家还应学习继承前辈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传统，通过艺术与生活的深度关联、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创作出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永恒价值的经典之作，解决“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
下面，结合我的个人创作实践谈一点感受。
在创作《南水北调工程》时，我试图通过传统笔墨语言的当代转换，将这一跨越数千公里的超级工程在画面中展现出来。我受到中国古代手卷的启发，巧妙展现出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物象转化。这种跨越时空的表现手法，不仅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也使作品更加具有了整体性和深度表达。
刘万鸣主持创作 《南水北调工程》 中国画 2024年
刘万鸣主持创作 《黄河摆渡人》 中国画 2021年
刘万鸣 《烽火燎原，吞噬豺狼》365cm×217cm 纸本指墨 2025年
刘万鸣 《破叶经霜》 纸本水墨180cm×160cm 2022年
刘万鸣 《微雨洗高林》 纸本设色 200cm×190cm 2014年
刘万鸣 《人物肖像写真》 纸本素描 2019年
刘万鸣 《赞龙》之一 书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为我们理解艺术与人民、艺术与生活、传统与创新等关系提供了具体而深刻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这为美术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在宏观层面，艺术应紧密贴近生活，以展现创新精神；在微观层面，则要求美术工作者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美术工作者的创作，必须与当下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艺术风格如何，作品都要追求体现当代性，反映当代社会、文化和人们的内心世界，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让观众产生共鸣。当代中国美术“高峰”的塑造，离不开深厚文化理论的支撑和时代高度的理论指导。“高峰”的形成，必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紧密相连，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延伸。历史证明，艺术理论思想的丰富多元，能够促进艺术创作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在创作中，希望大家始终坚持深入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挖掘那些能够触动心灵的瞬间。只有真正地走进生活，才能够创造出具有新时代面貌、新时代精神的作品，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和情感共鸣。
现场互动环节
提问一：一是您在作品里是如何平衡写实与写意的？二是文人画怎样适应现在的观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因为文人画原有的题材、格调可能更适合传统士大夫。
刘万鸣：这两个问题本质上都涉及对传统的正确认知与当代转化。文人画在明清以来，尤其董其昌偏颇认知的引导，产生了认知上的误导。其实，文人画源于士人画，如苏轼，他政治地位高，提出了“论画以形似”之说，他强调尊重“常理”，故其画因思想高迈、境界高深而具气节，绝非一般文人所能为。后世将文人画与士人画混淆，又过度强调“南北宗”之别，再将工写与写意对立起来，导致了后世认识上的偏失。实际上，文人画与士人画本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区别，如强调“书卷气”，这是一致性。但士人画与文人画在境界上是有区别的，这当然缘于格局。因此，对作品的评判，不能过分地对立，深刻的内涵才是保证作品成功的关键。
文人画适应现代观众精神状态的核心，在于“思想性”。如郑思肖的《墨兰图》，兰草无根，其忠诚思想即便在当代仍有共鸣，它是文人画，也是士人画。苏轼等文人画大家强调思想深度，这与当代主题性创作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只要作品建立在高格调上，通过笔墨传递深刻内涵，无论传统还是现代题材，都能契合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总之，平衡写实与写意、让文人画适应现代，本质是回归“思想为核、融合传统与当代”的创作理念，避免被历史偏颇认知束缚。
提问二：您对当下青年艺术家的探索，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刘万鸣：我参与过很多青年艺术家画展评审，从中观察到，少数或存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创作时过于依赖科技手段而忽视情感投入。当下我们身处全球文化交流时代，对多元文化的接纳更加便捷，但必须学会取舍。当下科技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创作者不像前人那样直面自然，而是可以通过各种媒介、各种方式获取素材，但这种便利易导致创作中“情”的缺失，致使作品有“形”缺“情”。科技是助力，可合理借用，却不可过度依赖。创作应该始终以“情”为核心，一旦创作失去了“情”，作品便只剩形式，无法打动人心。
审美培养对年轻人至关重要，提高审美，在于保持“朴素”的心态。保持朴素，内美便会自然生长。反之，会变得浮躁、流于表面，容易陷入流俗圆滑。年轻人应着重培养“情”，尤其是家国情，这是最根本的素养。此外，艺术家必须具备包容、谦虚、善良的品质，善良是创作美的基础，缺乏善良之心无法创作出美好的作品。观察事物时，心灵决定视角，有些创作者只看到丑陋，却看不到美好，根源在于心灵出现了偏差。年轻人一定要从人格、情怀、审美、心灵等多方面提升自我，这才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所在。
提问三：您在创作中如何平衡工笔与写意，让作品既精致又有生命力？我注意到您的指墨作品，笔触写意却搭配极精致的花鸟草虫细节，这是如何实现的？
刘万鸣：中国绘画的材料特性决定了其独特发展路径，因此始终保持着线性表达的传统。从原始岩洞壁画到中国彩陶，直至当下，一脉相承。书法之法始终是中国画强调的核心，书画一体是中国画的本质，因此历代大家都注重将书法用笔的“写”融入绘画创作。“写”是中国画创作的底线，若脱离书法笔意，中国画作品将失去灵魂、失去生命。另外，指墨与毛笔情感上存有共性，最终都定格于“心灵”上。
当下将工笔与写意割裂的看法是错误的，工笔不应被误解为单纯制作，写意也非仅指粗笔挥洒。古代有粗笔、细笔之分，并无工写之分。所有作品，无论是工还是写，终极都是“意”。若作品失去情感与境界，仅停留在物象制作层面，则难以称为优秀作品。真正的好作品，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均应以“意”为评判标准，而非表面技法的差异。
讲座现场
王潇在主持讲座总结时表示：“刘万鸣院长以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围绕经典美术作品并结合自身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进行大量细致的分析与赏读，不仅深入解读了作品背后的艺术价值与时代意义，更分享了宝贵的创作感悟与理论观点。针对文人画、艺术家创作的朴素真诚特质，以及工笔与写意的界定与理解等核心内容，提出了独特且精准的见解。整场讲座图文并茂、信息量丰富，令在场听众深受启发、受益匪浅，讲座逻辑清晰、解答细致入微，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学习典范。让我们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文字 | 殷 铄 编辑 | 齐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