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鉴藏史话 | 邓锋：心爱斯文非爱宝——邓拓的古代书画鉴藏
“八百年间古帝都，石梁秘籍继河图。丹青旧迹嗟零落，翰墨奇缘意惋愉。心爱斯文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人民艺术新天地，展望方来万里途。”这是邓拓1960年10月参观故宫绘画馆之后所作的一首七律。在他看来收藏不仅仅是物的拥有，更是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正是抱持“心爱斯文非爱宝”的收藏态度，1964年，他将个人收藏的140余件（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全部捐赠给国家，使这些艺术珍品成为公共文化财富。
收藏、研究并举
邓拓（1912．02．26—1966．5．18）原名邓子健，笔名邓云特、殷洲、左海、马南邨等，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他从小酷爱文学艺术，18岁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新中国建立后，邓拓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61年他在《北京晚报》上撰写针砭时弊、脍炙人口的《燕山夜话》专栏。“文化大革命”期间，邓拓不幸去世。
作为历史学家，邓拓深知文物的重要性。在战争年代，他便留心收集保护历史文物，其工作与战斗的晋察冀边区曾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燕赵之地，如今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文物（燕陶馆藏品部分）就是由他收集来的，山西阳高县古城村汉墓出土文物也是他亲手保存下来的；为了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他先后收集了大量重要实物资料，包括明清时期北京门头沟煤窑业的文书契约，明清时期的土地买卖和租赁契约、车厂揽运合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画像等，后来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在1959年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时，他开始更为广泛地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历史文物和中国古代书画，再加之此一时期古代书画零落散佚、流失严重，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素养，古代书画成为其晚年最为重要的收藏对象。
邓拓的收藏处处体现出对文人绘画的注重，苏轼的《潇湘竹石图》以及“元四家”“吴门群体”“扬州画派”等文人群体的作品风格都在邓的收藏体系中得以展现。在这些大的风格板块的间隙中，我们还可窥见如明末清初的遗民画家、女性画家以及一些特立独行的画家如周璕、施原等。绘画史因为这些文人性情的自我表现变得生动而温暖。虽然论其专业性，邓拓的鉴藏功力谈不上“内行”，但凭借深厚的古代历史、文学修养以及书法功力，其对于古代绘画的鉴赏往往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在《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的考证中，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对26家题跋仔细辨识，深入探讨，对于今天的后续研究来说，仍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又如在《谈谈周文矩的太真上马图》文中，他不仅对风格特点、笔墨语言甚至绢质材料进行了分析，还查找历代著录资料。据其家属和前辈友人的记述，每当收集到喜爱的作品，他总是反复观看，或与友人商讨，当时的画家周怀民、黄胄，鉴定家杨仁恺、谢稚柳等都是其藏友。
总体而言，邓拓的收藏是典型的文人收藏，收藏、研究并举。正是由于对古代书画的挚爱和不断地研究，邓拓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便在古代书画收藏方面渐成体系。其收藏作品上迄两宋，下至晚清，构成了较为完整的风格谱系和历史序列，而这可谓其收藏的基本出发点。可惜的是，邓拓正值中年、收藏系统已见规模之际，却含恨离去，否则，这本未完成的“中国古代绘画史”将会更加完整和精彩。
画史建构及珍品解读
1．宋元遗珍。在邓拓的捐赠作品中，宋元作品数量虽不多，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苏轼《潇湘竹石图卷》集中体现了文人画的审美倾向值。如赵孟頫所言：“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邓拓为购得此作，不惜卖掉自己的其他收藏，连同稿酬，凑足五千元将此画收购，并查阅资料，仔细求证，今人有幸一睹苏东坡的绘画珍品，邓拓其功赫赫。此外，卷尾还附有元明26家诗文题跋三千余字，相互唱和，诗画合一。宋代陈容画龙作品传世不过数件，藏于世界各地。邓拓所藏的《云龙图》是其中难得的珍品。
元代绘画以山水画成就最高，而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人可谓代表。在邓拓的收藏中，此四家作品尺幅虽不大，品质也难属上乘，但均能体现各自强烈的个人面貌。另有数件元代佚名作品，虽无款署，但从所绘题材、形象塑造以及笔墨语言中又可窥见元代绘画的另一番景象，如元初绘画中常见的“饲马”题材，将工细鸟禽画法与墨笔书写相结合的《芦雁图》，以及描绘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牧放图》。
2．吴门群体。明代中期，以“沈、文、唐、仇”四大家为首的吴门画家群体崛起，吸收和整合宋元绘画风格，融入新兴的市民趣味。在邓拓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作品中，吴门画家群体所占比重较大，多为精品力作。其中，沈周《前后赤壁赋图卷》绘苏东坡与友人夜游赤壁的故事，既有“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之浩淼，也有“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激荡。沈周《萱花秋葵图卷》亦是其“观物之生”的佳作。全卷书写意味十足，假没骨之法得写意情趣。无怪乎清代陆时化认为：“宋人写生有气骨而无风姿，元人写生有风姿而无气骨，此皆所谓偏长，能兼之者唯启南先生。”
吴门画派核心人物，文徵明的《叠嶂飞泉图》作于73岁（1543年），为其本色风格，取法赵孟頫、王蒙，布景繁密，在平叠中求错落层次，于精熟中见稚拙，书卷气、装饰性和抒情味合为一体。《夏木垂阴图》作于85岁（1555年），为文氏性情另一侧面的反映，水墨粗笔，源自沈周、吴镇，兼取赵孟頫古木竹石法，不失“温厚平和”的基本性格。
吴门后学陈淳、陆治、王榖祥、周之冕、王维烈等，进一步将吴门花鸟画风推向写意化与精致化两个不同面貌。陈淳除《四季花卉图卷》展现其水墨写意花卉的基本面貌之外，尚在朱邦的《采莲图》卷尾有行草长跋，书风“奇逸”，为其晚年豪迈之作。陈淳之后，陆治、周之冕、王榖祥等人形成“勾花点叶”的风格，虽然在精细工丽中走向相对程式化的因袭，但邓拓藏品中的王榖祥《抚宋人设色水仙图并书赋》卷可谓其中佼佼者。
3．明画揽胜。明代绘画早中晚三个阶段的画风转变，勾画出一条宫廷绘画中衰、文人画兴起并取得正统地位的线索。邓拓的藏品中，除较为重视吴门画派作品的系统性之外，兼顾了明代画风嬗变的内在脉络。刘俊所作《刘海戏蟾图》便是取材于民间美术中的传统题材，有祈财求吉的吉祥寓意；吕纪的工笔设色花鸟《牡丹白鹇图》可谓是明代宫廷花鸟画中的精品。明代中晚期，除松江画家群体欲重振文人画的正统地位之外，徐渭以水墨大写意画风异军突起；同时，在标新立异的时代风尚下，涌现出蓝瑛、陈洪绶、吴彬、丁云鹏、萧云从等一批以变形和装饰化风格为特质的画家。明末的遗民画家和女性画家也在时代变迁的浪潮中增添几分傲骨与别样风情。上述画家的佳作均在邓拓收藏序列之中。
【明】刘俊 刘海戏金蟾 绢本设色139．5cm×97．8cm 中国美术馆藏
4．清代诸家。清代绘画重视继承传统和总其大成，用集大成的手段去探索、开掘有别于前人的审美趣味。创新画家中，八大与石涛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两颗明珠，邓拓显然对这两位大师独有情钟，其收藏中，前者有四件（套）作品，后者有两件（套）作品。八大山人《鹤鹿凫雁图屏》中饱含郁郁难平和耿介孤傲的情绪。石涛《江干访友图》笔墨生发，气象万千，画中大段题跋正是其《画语录》经典章句的摘录，诚为难得一见。以仿古为创新手段的画家中，王翚的《山水册》（八页）可谓很好地诠释了其摹古能力和造型手段。
清初，地域画派的兴盛前所未有，黄山派、新安派、金陵派、江西派等先后崛起。邓拓的收藏中虽未全面而整体呈现，但也均是以小窥大，有所涉猎，其中不乏精品。一般画史中不太知名的人物画家和不为人留意的指墨画风，在邓拓的“画史”中占有独特地位。邓拓藏周璕作品达七件之多，指墨画家高其佩、帅念祖二人的代表作也有收藏，为画史研究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研究资料。晚清画坛，仕女人物画风行，改琦、费丹旭等一脉相承，费丹旭的《红楼故事图册》代表着清代仕女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扬州“异怪”。清中期，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画坛出现了流派纷呈的繁荣景象，邓拓收藏中，扬州画家群体非常全面，完整地呈现出这股绘画新风。金农、罗聘、郑燮、黄慎、华嵒、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凤翰、闵贞等，甚至扬州本地的职业画家袁江、袁耀二人，曾旅居扬州并对黄慎画风有影响的福建籍画家上官周，扬州郊区以画驴著称的施原等，均被邓拓收罗，早已超出画史惯称的“八怪”范畴。这其中，郑燮强调“真性情”，笔下的兰竹就是其思想和人品的化身，《石畔琅玕图》将诗句题于石壁，自云“石上题诗留姓名，琅玕刻损唤痴人”，极富自嘲意味；金农《醉钟馗》醉态酣然，古朴稚拙，自创“漆书”满题画面，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其弟子罗聘善画《鬼趣图》，其采用漫画手法，描绘扑朔迷离的鬼怪世界，表现出对于现实社会的冷静观察和严肃思考。
对于邓拓的藏画，这样一部生动鲜活的“绘画史”，采用怎样的板块分类和述说方式都难以概括其全貌，当我们站在画面前，所能感受到的是穿越历史的艺术震撼和精神享受，这想必正是邓拓所愿。
编辑：彭越